双碳国策下 深国际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文/葛兴安

编者按

2020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将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热门议题。然而，在社会层面，很多人其实并不理解碳达峰、碳中和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会对社会、对企业发展、对个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7月份举办的深国际集体学习会上，国内绿色低碳领域资深从业者葛兴安详细介绍了“双碳”的由来，以及实现碳中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对深国际的“碳路径”设计提出建议。

全球碳中和时代的源起与来临

碳中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气候变化或气候变暖是对全世界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运行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一种现象。科学界对此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瑞典的化学家发现北极夏天的温度比以前升高了，为此，他进行了科学观测并给出了答案——人类活动造成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地球气候变暖。这个结论引起了广泛探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达成主流共识：气候变化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主要成因就是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过量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联合国成立了几个重要机构，专门研究和协调气候变化问题。1995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但全球各国很快分化为两个阵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且陷入了长年累月的焦灼谈判阶段，从纯粹的科学问题变成了复杂的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均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的工业化革命造成的，应该让发达国家先减排；发展中国家都还没开始发展，没理由承担责任，即便做出让步，也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

近几年来，谈判局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家开始真正地把气候变化问题看成是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应当面对的问题。2015年签订的堪称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了“各国共同努力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最好是控制在1.5℃之内的‘硬指标’”，将世界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呵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中。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委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与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相比，限制在1.5℃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明显的益处；而若要将升温限制在1.5℃，全球碳排放需在2030年减排45%、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以上述重要结论为准绳，英国、欧盟、德国、法国、南非、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提出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1年，俄罗斯、沙特等重排放结构的国家也提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截至2021年12月，已经有140多个国家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碳排放的90%，GDP占到了全球GDP的95%，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80%。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碳排放量、GDP还是人口数量来讲，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都占到了全世界的绝大多数，这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碳中和时代。

时代命题下的中国答卷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对于碳排放问题的谈判立场，也经历了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分歧、积极采取行动、成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等阶段性变化。

促使中国立场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巨大转变。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此后，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严格。二是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压力确实巨大。随着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在大幅增加。2007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对中国的减排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中国必须拿出切实的举措。三是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中美对抗的特殊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般反全球化的潮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维系中国以全球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非常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保持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气候变化正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且，所有国家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时，都无法绕过中国这个全球重要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优势。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双碳目标进行了拆解，“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此后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诸多重要场合数十次提到中国的双碳目标，反复重申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势必要面对很大的挑战。首先是能源结构。我们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从2012年到2020年，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从68.5%降至56.8%。但与全球27%的平均值相比，仍然超出了一倍以上。其次是时间太短。我们希望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时间。而很多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都预留了60-80年。

那么，面对重重压力，我国应该如何实现双碳目标呢？我认为需要遵循四个原则：

五大碳减排路径：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中国打造了非常完整的“1+N”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1”和两个“N”。两个“1”分别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个“N”分别指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行业的碳达峰行动方案，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领域的保障方案。

透过这个政策体系，我们可以解读出几个重要信息。一是该体系规格最高、内容全面、时机巧妙、体系强健，彰显了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决心和信心。二是在减碳节奏上，主张先立后破、安全降碳，但鼓励主动作为、率先达峰。三是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和碳达峰时间要求差异化，不搞一刀切。四是绿色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期，至少有40年。但不同子技术和商业成熟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发展周期。五是化石能源行业投资价值整体减弱，其速度取决于全球减排的紧迫性和低碳替代技术、产业的成熟度。六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转型势在必行，不同行业的投资价值和行业产能剩余情况成反比。第七，市场机制作用突显，但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第八，碳资产价值有望大幅增加，随着碳市场和碳汇机制的发展，碳资产的价值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大幅上升。

透过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也可以比较清楚地判断：未来哪些行业会成为受益行业，哪些行业又会成为受限行业。受益行业中，排在首位的是新能源行业。其次，节能和能效提升服务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第三，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空间将大幅扩张。第四，新能源汽车及基础设施市场将快速增长。受限行业中，煤炭和煤电行业是受双碳目标冲击最大的行业；石油行业受冲击程度仅次于煤炭行业；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石化工等重工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要率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有序推动高耗能行业向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中，积极培育绿色发展动能；要求碳排放已经基本稳定的地区要在率先实现碳达峰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要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要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根据《行动方案》规划，国家将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城市和园区给予支持。这100个全国最具率先达峰条件的城市和园区，需要重点关注。

深国际绿色低碳转型“指南”

深国际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首先要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是脱碳四原则，即能源脱碳化、用能电力化、用能高效化、资源循环化；二是业务两原则，即数字化与低碳化“两化融合”、场景化与技术化“两化融合”。

深国际绿色低碳工作框架

深国际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企业需要对自己的每个业务领域进行细分，再从责任、风险、机遇三个维度进行识别，有的可能是责任大，有的可能是风险大，有的可能是机遇大，有的可能是责任小、风险小、机遇也小。梳理清楚之后，应该优先开展哪些业务工作也就了然于心了。

1、绿色低碳责任

绿色低碳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是企业自身的运营有没有尽量做到绿色低碳，比如节约水电资源、倡导无纸化办公、低碳出行等；二是在业务层面，在供应链和产业链上，企业有没有带动大家走向绿色低碳的能力和影响力。

企业要承担好绿色低碳责任，必须先把自身的碳排放量核算清楚，了解哪些项目、哪些类型、哪些环节是碳排放的大头，才能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具体执行中，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先易后难原则，哪些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又有减排的效果，就先做这些工作；二是按经济可行原则，平衡好投入和收入的关系；三是先减后抵原则，先尽可能靠自己实现减排责任，实在减不了的部分，再购买减排指标用于抵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方案中应该包含资金投入、成本测算、实施时间、回报周期等一系列事项，最后还要对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改进。

2、绿色低碳风险

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要特别防范两种类型的风险。一类叫物理风险，比如气候变化加剧，会导致台风、洪水等恶劣天气，进而损坏植被、房屋、基础设施等。一类叫转型风险，这种风险更隐形、更难识别。比如，在双碳背景下，有些高碳行业的发展会受到诸多限制，难免会给企业造成损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下，如果一家企业现在仍坚持投资传统的燃油汽车，必然面临转型的风险。因为这个产品不太会被市场所需要，也不再被政策所允许。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要对这些物理风险、转型风险进行识别，要加以评估，还要有风险缓释方案。针对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个《双碳时代深国际气候相关风险识别与应对报告》。

3、绿色低碳机遇

当然，绿色低碳转型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遇，这些投资机会有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二是投资周期长，三是投资风险高。至于投资标的的选择，建议优先考虑绿色低碳技术、碳资产（配额/碳汇）、绿色经营活动、绿色潜力企业等方面。

根据很多国内外金融机构/智库机构对中国双碳目标投资额度所做的预测，未来30年，整体的投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便实现了双碳目标，绿色低碳发展仍要持续下去。

【作者介绍：葛兴安先生，现任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咨询官、深圳市先行示范区生态组专家，曾任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